她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支持妇女权利；她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退休在家却依然忙碌；她参与创办农家女学校，帮助贫困的农家女走出乡村，立足城市。她是已故作家冰心和社会学家吴文藻的爱女吴青。
　　7月的一个周六，位于北京昌平的农家女学校没有休息。校长罗兆红在清晨穿过丝瓜藤编织的林荫道，走进一栋二层小楼，给来自都江堰的几十名基层妇女干部上课，主题是妇女保健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丝瓜藤的那一头，是好几排平房，声乐老师在一片混杂的电子琴声中高声指导幼师班学员弹琴的指法，高个的梁红云老师则在隔壁的教室教计算机学员五笔字型。
　　“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是一所专门面向农村妇女的公益性非营利学校。这里一周上六天课，只招女学员 —— 农村大龄辍学女童和农村社区妇女干部。“我们学校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呢，”校长罗兆红说，“2004年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来中国，就去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我们农家女学校。”
　　小汤山镇上的农家女学校，大概是吴青除了每周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接待选民之外，去得最多的一个地方了。这位70岁的老太太，有几重身份：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妇女世界高峰基金会主席、农村妇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理事长。她是农家女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母亲冰心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95岁的时候将自己全集的稿费全部捐给了农家女学校。在农家女学校的食堂或教室里，随处可见冰心小语：“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做一个‘海化’的人”

　　吴青的家位于僻静的民族大学家属院内，也是母亲冰心生前住所。身着蓝底白花绵绸连衣裙的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和先生一起递上清凉的果珍。她一头清爽的短发，讲话铿锵有力，身上有股天然的气势和威信。
　　客厅里摆了大大小小的冰心的照片和题字。“我有一个好妈妈”，吴青对父母的记忆是鲜活的。童年时和哑巴吵架被母亲训斥；作为战后第一个去日本的中国小孩，她纠集中国小朋友欺负日本孩子，被冰心狠狠地教育。提到爸爸，她自豪地说是他第一个提出社会学中国化。
　　“冰心说人要是海化的，像大海一样博爱，宽容”。父母的博爱的胸怀深深影响了吴青，她娓娓讲述自己创办农家女学校的初衷。“我1990年第一次去甘肃，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贫困。我看到一个女孩生了四胎，就为生一个男孩；在贵州，一个小男孩要饿着肚子走三个小时路去上学；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几千万的适婚男子找不着老婆……”这些清晰的画面让她定下志愿，“下半辈子要帮助妇女，要帮助农村妇女”。吴青深谙教育对改变贫困农村女子命运的重要性，站出来为妇女讲话她从不犹豫闪躲，深得群众信任。出色的英语水平赋予了她通行世界从事妇女工作的能力，她在各处演讲。看到菲律宾妇女平民组织的发达，她心生鼓舞，看到卢旺达1994年种族大屠杀幸存的妇女眼中不灭的坚强，她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了。

　　农家女们来北京

　　宁苏日古嘎是个19岁的蒙古族姑娘，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当地妇联找到她告诉她这么一个“管吃管住，一分钱不花，还包路费”的学校，她背上了行囊，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来到农家女学校学习计算机。另一名从甘肃天祝来的19岁姑娘孟云霞来到这里参加幼师班的学习，她希望学习班结束后留在北京，找一份幼儿园的工作，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据罗校长说，有2／3的学员学成后留在北京等城市工作。
　　梁红云老师在昌平农家女学校工作了7年，负责教务工作和计算机班授课。学校偏远，她很长时间才会“进城一次”。据她介绍，农家女学校主要在西北贫困省市、革命老区和重大自然灾害地区招生，各地民委、妇联、共青团协助招收青年辍学女童，年龄在16到20岁之间。
　　学校为学员提供1到3个月的短期实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训，具体学习计算机操作、美容美发、幼师、餐饮服务和缝纫等。学校还会推荐就业，学员毕业后有机会到北京的餐厅、美容院等单位工作，获得不错的收入。“三个月相对于人的一生很短，却能看到一个农家女的变化。”梁老师说。
　　农家女学校的接待室里，环绕屋子四周的沙发，四种样式、四种颜色 —— 它们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的捐助机构。梁红云笑称老师们的办公室是“联合国办公室”，因为没有一个电脑、一个柜子，或是一个桌子是匹配的。它们从四处汇集到此，每件办公器材上都标注了捐助单位：福特基金会、新天船务有限公司、圣戈班、爱尔兰使馆、微软公司、恒基电脑、荷兰王国农业部等。
　　罗校长在“筹款”方面有丰富经验，其中之一就是“筹款中巧用名人效应”。“吴青的率真和依法办事的公众形象是一笔无形资产，通过她的牵线搭桥，不仅为学校带来了可观的资金投入，争取了不少国内外资助的农家女助学金项目，就连学校的金龙大巴士和广本雅阁轿车都是她从冰心家乡福建长乐市政府和广本集团争取来的。”
　　吴青2001年获得“亚洲诺贝尔奖”——  菲律宾拉蒙 .  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2003年又被施瓦布基金会选为“世界杰出社会事业家”，她本人把所获奖金全部捐助出，单独存入银行希望有组织或个人愿意继续捐助以便成立一个基金。

　　一花引得万木春

　　农家女助学金项目2003年开办的餐饮班项目资金来自香港《信报》股评专家曹仁超先生的慷慨资助。曹先生把2003年在北京《财经周刊》上发表文章的稿费全部捐给了学校。后者立即把该班的资金预算、课程设计、招生花名册，学员在校生活、学习、活动的文字、照片以及学生就业安排等一整套资料寄给曹先生，作为资金使用情况向曹先生汇报。曹先生自此与农家女建立了非常好的信任关系。后来，他又捐出《论势》一书的全部版税。该书在香港畅销，曹先生让农家女学校校长为该书作序，用以扩大学校知名度。
　　农家女学校至今仍坚持向曹先生汇报每一笔捐助金的使用去向。学校深知，为弱势群体勤俭办实事的组织一旦获得了捐助人的赏识和信赖，就相当于得到一个义务宣传员，口口相传的作用胜过广告。随着社会公益的热情高涨，许多来访者被民间公益的效率打动，很自然地成了农家女品牌的热心捐助者和义务宣传者。
　　对于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来说，势单力薄的一所学校能覆盖的人群实在少得可怜。但是，谁又能否认这所学校不是那盏虽然微弱却能照亮道路的小橘灯呢？学校成立十年了。它的宣传册上一直有吴青这样一段话：“给一个男人扫盲，受益的可能只是他一个人；为一个农村妇女扫盲，受益的是一个农村家庭，还有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和好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