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芬：我的城市

　　人物：董芬，24岁，花旦工作室第一位参与者，目前担任花旦“女性项目”经理。她希望通过“参与性戏剧”的手法和活动，使中国的流动务工人员及其子弟提高个人能力、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水平。董芬说，“在我的生命里，花旦就像世界某处存在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改变着我们，改变着孩子，在将来，还会改变世界的大多数。”

　　在北京的街头，与董芬擦肩。

　　她熟悉这条街道的每个红绿灯，每家小吃店，每季变换的花草。仅生活在一方寸，却是完整的北京。每一天，都有人潮奔赴这个偌大城市。在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以每年数百万的增长速度，已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 200 万人增加到 1.4 亿人。董芬是其中之一。

　　际遇

　　从打工农家女到NGO项目经理，她用了五年。

　　2004年，董芬离开家乡，无暇流连都市繁华，径直到达北京郊区昌平农家女实用技术培训学校。无所谓好奇、期待、或是落差，董芬说，“当时我明确的知道，我来首都就是打工，与在云南打工没有差别。”

　　她出生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三宝镇的一个村庄里。小学升中学的那一年，家里凑不足学费，她险些辍学。2003年夏天，董芬通过了高考，而际遇难料，她还是没能顺利进入大学。“一家人都尽力了，你还能对这个世界抱怨什么呢？”她相信，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也将打开一扇窗。当年，她去了昆明打工。

　　2004年春节前夕，董芬返回老家。一天清晨，父亲听广播里通知，有一家北京的打工培训学校到曲靖市招生，主要招收辍学女童。她和父亲从村里到镇上，再跑到市里，一层一层的寻问，终于得到了这个到北京的机会。

　　当年2月14日，董芬踏入了这个城市，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农家女学校的吴青校长说，“你们来到北京的机会，有谁走了后门，有谁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平等，是董芬到北京的第一堂课。在农家女学校的一个月，她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自我到大家，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变，“罗兆红校长的《诚信课》，储荟芸老师的《内在美》，给了我人生的引导；梁红云老师的普通话课，使我得到了肯定和自信；陈虎老师的社会性别意识课，使我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处理事物；肖亚菲老师教会了我在北京就业的餐饮服务技能。”

　　能接受就业培训的流动人口只占少数，在中国，流动人口每年以 600 至 800 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大量涌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在现有流动人口中，年龄主要集中在 16 至 40 岁之间，其中不少还是第一代“民工潮”的子女。他们主要集中在从事体力型职业上，多数是建筑、装修、制造行业，其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 80%以上，未接受过培训的占 70%以上。这些流动人口大多分布在“城中村”，形成较低层次经济圈和生活链。

　　董芬并不惧怕走入这个城市的第一步，3月15日，董芬得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餐厅服务员，每月800元。“此后五年，我做过日本料理店吧员，美容师，戏剧老师，直到现在的项目经理。”

　　邂逅花旦

　　如果说董芬的人生由各种幸运组成，农家女学校是一个重要的指引，而另一个重要的平台则是花旦工作室。

　　2004年，花旦工作室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合作，在北京昌平农家女学校开展了第一个培训项目。9月21日，董芬成为了第一次活动的第一个参与者。

　　很多人会误解，以为“花旦”同中国传统的京剧有什么关联，其实“花旦”采用了一种西方的方式，称之为“参与式戏剧”，没有特定的舞台，所有人都是演员、导演、观众，相互鼓励、合作与评价。“戏剧里，我们可以扮演老板，扮演自己，扮演任何人物，甚至是楼房、树木、一颗米饭。”

　　“花旦”的创始人罗琳是在中国香港出生的英国人，毕业于英国兰喀斯特大学艺术戏剧系，她认为许多问题可以用艺术、心灵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政治方式。她针对中国的流动人口、农民工、女性等展开了一些艺术性的项目，希望中国的流动务工人员能提高个人能力、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水平。

　　董芬被“参与式戏剧”和罗琳深深吸引。当工作室里总是充满着肯定、称赞、鼓励时，她感受到了尊重、平等与表达的自由，“罗琳认真聆听每个打工妹的想法 ，尊重每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凌驾在上一般对打工妹的怜悯。”

　　从此，董芬每周参加花旦的活动。2005年，她在日本料理店工作，一是为了学日语，二是老板答应每周给她固定的休息时间，“我跟老板商量，每周可以只休息半天，但一定要是周二的下午，我要参加花旦的活动。”

　　直到2005年6月，日本料理店的老板改变了承诺。董芬离开了，她相信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我清晰的看到，花旦就是我所追求的平台。”

　　但是，当时的花旦只有罗琳和翻译陈亮两个人，并不需要其他工作人员。介于此，董芬找到了一个美容院的工作，仍坚持每周参加花旦的活动，“我努力学习英文，为了可以和罗琳无障碍的沟通，努力学习戏剧手法，为了增加知识和眼界，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入花旦。”

　　就这样，董芬周复一周的坚持着，努力着。2007年5月，当花旦决定招聘工作人员时，罗琳第一时间找到了董芬，请她担任“女性项目”的负责人。

　　或许进入城市的门很狭小，路却是越来越宽阔。在北京这个充满政治、商业、文艺气息的都市，董芬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变。她说，“花旦培训打工者，使他们成为艺术工作者，项目经理，或者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给予他们参与主流社会的机会。幸运的，我是其中之一。”

　　艺术不止于艺术

　　女性项目的意义是什么？董芬说，如果给一个打工妹一万元，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中对她有实际的帮助，但是从长远看，对她的意义却不是很大。“戏剧形式的角色参与，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更自信，更容易与社会沟通交流，更主动的把握自己的未来。”

　　女性项目是花旦最初的尝试，时间忠实的记录脚步。2004年秋季开始，花旦开展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活动；2006年，花旦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外SOHO的“家政工法律维权研讨会”活动；夏季，花旦在香港注册为慈善机构；2007年春天，花旦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做的“豆芽计划”（Beans project）戏剧项目启动。到目前为止，花旦已有三个项目板块，第一块是流动务工人员，即“成人项目”（也包括女性项目）；第二块是农民工子女项目，即“豆芽项目”；第三块是四川地震灾区项目。

　　艺术不止于艺术，花旦还有更多的目标。2007年以来，花旦与社区、社会组织及企业合作，通过艺术表演，启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与杰出的艺术家合作，创造进入人们生活的艺术形式，“同时，我们也在探索，希望能成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先行者。”

　　目前花旦的盈利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做非盈利项目的同时会积累一些经验，比如创新能力培养，跨文化冲突培养，团队培养等，花旦以此形成课程，为世界 500 强提供企业社会责任（CSR）培训。第二种，做企业社会责任培训时，花旦尝试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让政府为项目买一部分单。

　　2009年8月，花旦获得英国大使馆社会企业培训项目8万元奖金。董芬说，我们用这笔资金尝试在内地工商注册，解决香港注册、北京工作的障碍，“这将是花旦的新起点。”

　　艺术不止于艺术，董芬的生活亦每天上演。她有着自己具体而踏实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在2009年6月帮助家里盖房子，这个目标现已完成； 第二个目标，创造公益项目的盈利方法，在两年内使女性项目盈利； 第三个目标，在四年内使花旦有一个分公司设立在伦敦或者印度，“到其他国家走一走、看一看是我的梦想，更幸运的是，我可以把我的梦想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实现。”

　　第四个，不是目标，只是希望，“在2012年，我可以和我的他走上红地毯。”董芬大笑，“至于他在哪里，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