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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下的“夫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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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里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家女杂志 2008-11-4 10:28:59 文/本刊记者 徐旭

    30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了十八个鲜红的指印,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这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浪潮中,中国农村经历着来自方方面面带来的冲击,从联产承包解决温饱,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种种历程,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金秋十月,本刊记者走进了山东省淄博市池上镇小里村,和那里的村民共同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风雨雨,感受改革开放带给他们的喜悦心情,分享改革开放带给他们的幸福生活,倾听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渴望期盼……


依山而建 的小里村交通十分便利

土地承包,肚子饱了,钱包鼓了

    小里村所在的池上镇位于淄博市博山区的东南部,省道仲临公路横贯全境,镇内村村通油路,交通十分便捷。镇内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头有13座,鲁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其中。
    小里村紧临省道依山而建,一座座小楼和砖瓦房错落有致。湍流不息的淄河从村中穿过,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小里村人,更赋予了小里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山清水秀,风光秀丽。在村民建起的农家乐、休闲山庄不仅可以品尝到采自大自然的绿色食品,还可以领略到美丽的自然风景,使人流连忘返,犹如身处江南。
    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过去这里曾是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地方。
    “实行‘大包干’以前,生产队分的粮食少得可怜,有一年我家5口人全年只分得360斤粮食,经常饿得头晕眼花。”一提起过去的事,小里村67岁的刘大娘首先想到的就是饿肚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长身体,家里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我们就偷偷到地里偷点地瓜吃,要不就挖野菜吃,吃这些东西很难受的,尽管吃得肚子很撑但没有饱的感觉,依然觉得饿。”46岁的刘爱华对吃野菜的感觉记忆犹新。
    “没办法,那个时候经常有社员到生产队来要吃的,人多粮食少,看着大伙挨饿,我们这些当干部的真的很难过。”现年67岁的康忠朴老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村里担任过生产大队队长、党支部书记、村长。78年,康忠朴管着两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记分员,“记分员都是社员选出来的,选记分员有一条硬性规定,必须要公平公正,因为社员一家老小的口粮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然而到年底,按人口、家庭劳力一分配,许多家庭仍然吃不饱。1983年,小里村开始了土地承包。“实行‘大包干’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刘大娘欣喜地告诉记者,现在村里人再也不为吃发愁了,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2.5亿农民温饱不能保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不仅促成了我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成为人类消除贫困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小里村村民的衣、食、住、行、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欢迎参观我的新家。”38岁的范春红热情地邀请记者参观她的新家,三室两厅的房间布局合理,新房里窗明几净。宽敞的客厅里摆着拐角布艺沙发,两间卧室布置得温馨舒适,厨房里是整体橱柜,做饭用的是电磁炉,水龙头流着自来水。“做梦都没想到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村民建起的农家乐,是休闲的好去处

    范春红1992年结婚嫁到小里村,当时她在镇政府党委办公室当打字员,丈夫康忠友在镇财政所当出纳,1996年镇政府精简人员范春红下岗回家。“我下岗那年正好生了小孩,他的工资不高,我也没了收入,家里很困难。”为了扭转困境,1998年夫妻二人搞起了五金建材店,后来又贷款扩大了规模成立了兴隆物资经营部。2006年,省道扩宽,范春红家属于拆迁范围内,记者看到的房子就是范春红家搬迁后盖的新房。
    “看,这是我们家今年新买的电脑,还装了宽带,平时我丈夫上网查查钢材的行情。”说到这儿,范春红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告诉记者,村里许多人家和她一样翻盖了新房,用上了自来水、煤气。
    2 0 0 8年元月,范春红一家三口到北京旅游,“这是鸟巢,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完工呢。”范春红打开电脑让记者浏览她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以后有了钱,我还想出国去看看呢。”她笑呵呵地说到。30年前,农民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现在农民不仅穿衣服讲究了,并且有更多的余钱投向住房,如今在农村,草坯房早已不见踪影,砖瓦房比比皆是,小洋楼也不稀罕,一部分农民还在城里买了商品房。


范春红一家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小里村现任村长康成东告诉记者,30年前,农民向往的“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而今,平板电视机、自动洗衣机、电脑、电冰箱等高档消费品进入寻常农家,小汽车也已进入部分富裕农户。

打工挣钱,土地不再是赖以生存的根本

    小里村全村107户共303口人,耕地260亩,平均每人只有7分地。“靠种地根本挣不着钱。”康成东告诉记者,在当地土地不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尽管现在种地不交任何费用还有补贴,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微乎其微,现在村里80%以上的人都在打工挣钱。
    “村里种麦子的很少很少,种粮不是有补贴吗,不瞒你说一亩地补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刘爱华家10年前就不种麦子了,她家现在种着五亩地,三亩是自家的,另外两亩是本家嫂子的。“我嫂子在城里给儿子看孩子,怕地荒了就让我种了。”她在这五亩地分别种上了桃树、栗子树、玉米、地瓜。“我种玉米是为了省事,只有一季,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刘爱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五亩地全年的收入有4000 多块钱,去掉农资成本也就3000块钱,“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怕地荒了,我也不想种地了,累不说,钱太少了,你想想看,五亩地一年才3000块钱,我爱人在外面打工,三个月就挣回来了。”
    “不种麦子你们吃什么呀?”
    “买呀,一袋50斤的面粉好一点的才60块钱,我一家三口一年也吃不了1000块钱的面粉。”刘爱华很会算经济账。
    刘爱华的爱人常年在外打工,每年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他们的独生儿子今年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目前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老师,每月有1000元的收入。刘爱华是个高中毕业生,像她这个年龄的高中生在农村并不多见。“如果不是我们家太穷,我当年一定能考上大学。”对大学的向往成了她一辈子的憧憬,也成了她不遗余力培养儿子上大学的动力。
    “你儿子上大学花了六万块钱,毕业后和一个初中毕业生打工挣的一样多,你后悔吗?”
    “不后悔。”刘爱华回答得很坚定,她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池上镇山形地貌复杂多样,小气候明显,水、地、热条件较好,为生物发育、生长、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适合特色农业种植。池上素有“桔梗之乡”的美誉,桔梗享誉海外,出口日、美、韩等国。这不仅为池上镇的桔梗加工业提供了机遇,也为当地的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们现在和城里人一样,每天可以上、下班。”在一家桔梗厂40多平米的加工车间,记者看到一些妇女正在忙碌着,她们身穿工作服,左手戴手套,右手拿劈刀,熟练地在桔梗的根部划着十字,把它们劈成丝。
    54岁的丁玉秀是小里村的妇女主任,她一边给桔梗劈丝一边告诉记者,现在村民们都少生孩子多致富了,村里的工作越来越轻闲,她就和妇女们一起来桔梗厂上班。“我们是按件计算工资,不用像你们城里人一样按点上下班那么紧张。”由于桔梗厂的加工车间大多建在村庄里,妇女们上下
班很方便,她们通常忙完家里的事到桔梗厂上班。在一个妇女记录加工桔梗的本子上记者看到,她每天上下午各来两次,每天大约能劈丝30-50斤不等,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有1000多块钱。
    丁玉秀告诉记者,她79岁的婆婆也在桔梗厂上班,“我不指望她帮我挣多少钱,只要她开心就好。”丁玉秀说自从婆婆到桔梗厂上班后,比在家的时候性格开朗了,耳不聋眼不花,以前不爱讲话,现在爱说爱笑了。
    丁玉秀的爱人在有限电视网络公司上班,他们唯一的儿子在淄川(淄博的一个区)打工多年,27岁的儿子的婚事一直是丁玉秀最操心的事。“9月19日是儿子的生日,我打电话给他祝他生日快乐,希望他早点成个家,儿子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一定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志同道合的,不能瞎凑合。”
    丁玉秀告诉记者现在村子里3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了,他们大多在外打工、成家,有能力的还在外面买了房子。“虽说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了,但毕竟地方小,见不着啥世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渐恢复并日益活跃。2004-2007年,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就培训农村劳动力1230万人,其中85%以上实现了转移就业。据统计,2007年,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


妇女们在劈丝,她们成为增加家庭收入的主力军

政策好,还要真落实

    “农民能有今天的生活,全靠国家的好政策。”这是记者在小里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发布了10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面奏响了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的主旋律。
    然而,在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中,农民面临的难题依然不断。记者采访中发现,医疗、养老、就业、文化建设等是农民反映最多的问题。
    “我花了30000多,才报销了400。”康忠朴老人告诉记者,2006年他的肝上长了个囊肿,在临淄医院做了手术。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定,如果在当地镇卫生院看病可以报销40%,在外地医院可以报销10%。“我的病镇卫生院做不了手术,只能到大医院去做。”康忠朴说他的医药费里有一些药不属于报销范围内的,所以他花了30000多却只报了400块钱。
    “那你以后还参加新农合吗?”
    “当然参加了,交20报400,虽然少但总比不报强。”虽然这么说,老人还是希望在大病报销上比例能够再提高一些。
    村长康成东告诉记者,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推广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但有个别村民还是抵触参与,但他认为这并不是村民的认识低而是医院存在问题。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个普通的手术不参加新农合需要400块钱,参加新农合需要1000元钱,按40%的比例,农民报销后还要多付200块钱。“农民是很实际的,一算就知道划算不划算。”
    “还是你们城里人好,病了、老了有保障。”在小里村采访,每一个被采访者都会向记者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丁玉秀说现在她和丈夫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儿子在淄川买一套房子,让他在城里有一个家,他们希望儿子能够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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